第四百六十六章 或急或缓的侵略步伐
“阁下是指常凯申吗？可据我了解，这位确实一直在围剿赤军，但似乎并没有多少成效，反倒是我们为其投入了不少军械，听说大本营那边，已经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了呢。”
面对松室孝良的论断，松井大佐再次提出了疑问，并期待对方的解答。
松井的全名为松井太久郎，福冈县农户家庭出身，同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算是松室孝良的学弟，这也是二人能够建立较好私交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日本于35年设立了北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担任机关长，而当他于36年12月离任后，松井太久郎恰好就是其接任者。
并且此人上任不到半年，便参与策划了七七事变，和松室孝良一样，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
不过至少就眼下来说，相比于身边这位有着丰富经历的学长，松井太久郎在前面的二十多年里，基本都在关东军和朝鲜军中担任参谋一职，直到最近才升为联队主官，无论是眼光还是经验，多少还有些不足。
所以松室孝良才会半开玩笑地说，松井君还有不少需要学习的地方。
当然了，既然是在关东军中任职，又又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松井太久郎肯定早就为将来的工作做了大量准备，以他如今的水平，算作半个夏国通也不过分，要不了几年，估计还能成长为如松室孝良一般的存在。
至于松井大佐所提的军械问题，则是之前说过的，去年由英法牵头提供贷款，日本供应武器弹药一事。
此事在最初协议达成时，果党那边多少还有些遮遮掩掩，毕竟去年年初时，他们才和日军在淞沪干了一场，结果转眼就得接收日本人的装备，脸上着实有些挂不住。
但常凯申也是没得办法，谁让他的嫡系师在湘赣鄂大战中败得太狠，好几个师被生生打崩，其中甚至还有部队直接打没了编制，主官都被共军给俘虏，这已经不能用元气大伤来形容了。
可农业国的部队，战斗力恢复向来是个大问题，而且没有赣南的钨矿，金陵政府也拿不出多少硬通货和物资，与德国这种新兴势力签订军购合同。
所以为了维持住自己的军事优势，更重要的是保住眼下政治地位，常凯申就必须来者不拒了。
恰好当时英国与日本也在此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尤其是日本人，他们在长江的炮艇不是沉没就是报废，这口气怎么可能咽得下去。
于是在有心人刻意牵头之下，双方便很自然地凑到了一起，至于之后，哪怕常凯申稍稍恢复了些元气，可再想摆脱原来的路径依赖，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归根结底，这主要还是土共在南方开辟的大量根据地，严重削弱了金陵政府的财政收入。
毕竟后者就是吃买办这碗饭的，失去那么多的消费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他们这群中间商又哪来的差价可以赚。
进一步地说，果军对红色根据地持续不断的围剿，同时也是在以一种惊人速度给自己放血。
要知道，虽说现在还未到反攻的时候，南方红军的实力增幅也不如从前，并且目前已经基本转入了守势。
但对于果军来说，这看似占了不少便宜的局面，却反过来让他们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只是面对如此局面，无论是常凯申还是各帝国主义势力，都对此没有其他选择，必须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任何退路可言。
同时，也正是如此激烈对抗的局面，让一直对神州大地垂涎不已的日本，认为自己等到了绝佳的机会。
因此，对于松井太久郎这位学弟的疑惑，松室孝良直言不讳地说道：
“松井君，不用在乎个别人的看法，常凯申这人我可是相当清楚，此人与赤党可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可谓反赤的最佳人选。
为了打击夏国各实力派的精诚团结，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付出区区军械，实在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更何况还有英国人出钱，我们不过是拿钱办事罢了，无非少赚一笔。”
话说，松室孝良为何能有如此信心，还得源于他之前的经历，自从十余年前土共建立之后，日本就对这股红色浪潮极为关注，时刻警惕。
等到了北伐战争期间，日本人见识到果共合作的威力，心中的危机感就愈发强烈了，恰好也是那时，常凯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27年1月，就在决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常凯申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表示了善意。
其中便包括“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诸如此类的承诺。
随后，日本军部便派出了松室孝良等人面见常凯申，对此，后者甚至直接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土共不共戴天，愿意夏日提携，共同防共。”
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便不用多说了，作为亲历者，松室孝良将夏国内部的势力纠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也能极为快速地从中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
不过，唯一让他看走的事情，就是土共在这几年的快速崛起了。
不只是南方，就连向来基础薄弱的北方，他们的势力也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扩张着，如今更是跑到了关东军的眼皮子底下，难怪会引得松室和松井二人如此忌惮。
“算了，暂且不提此事，松井君，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我在这个位置上，恐怕待不了多久了。”意气风发了一阵后，松室孝良的脸色忽地落寞了起来。
刚才那是远景展望，但当思路转回近处时，对于这位承德特别任务机关长而言，“外患”还只是将来可能面临的麻烦，内部矛盾却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今年4月，李守信占领察哈尔东部，然后在日本人的指导下，以此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
从此，察哈尔的一隅便落入日本的统治，成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根据地，之后虽然也发生了抗日同盟军夺回多伦一事，但从全局来看，此事对于日本的战略并无太大影响。
只不过，在内蒙一事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日本人内部却有着不同的意见，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斗争，而松室孝良便是这一斗争的落败者。
“松室君，难道真如传言所说，参谋部要把你调到齐齐哈尔吗？”
作为关东军的老人，松井太久郎的消息渠道肯定不少，他当然清楚眼前在这位学长身上发生的事情。
但多伦会议的顺利召开，还是给他增加了一丝幻想，却没想到松室孝良却对此毫不乐观，松井大佐也只能面带忐忑地小声询问了。
对此，松室孝良面带遗憾地回道：“是啊，我一直认为参谋部对内蒙工作的方针实在太过消极，我在10月就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蒙古国的意见》，但他们却对此不理不睬。
如今的多伦会议，不过是我最后的努力罢，接下来无论是成是败，参谋部都必然会调我离开，我早已做好此番觉悟了。
松井君，以后关内的事务，还有我等建立大亚细亚的梦想，就得拜托你了！”
说完之后，松室孝良猛地鞠了一躬，反倒让松井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自九一八之后，关东军对于察哈尔一带的指导方针，就是在东境扶植亲日满势力，在建成对抗敌对势力的缓冲地带的同时，逐渐使其势力向西扩张。
而关东军这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保守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东北人民的抗日反满活动太过激烈，使其自顾不暇。
所以这时关东军的首要任务：一是尽快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二是保证与伪满相联的察哈尔地区的安定。
特别是在西部内蒙古建立亲日的自治自权问题上，参谋部一方面想促进建立排斥苏、夏势力的自治政权，另一方面又害怕自治政权建立后会导致东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而脱离满洲国。
这也是德王在他的“自治”运动过程中，始终得不到日本官方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对于关东军来说，内蒙的“稳定”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巩固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
但在松室孝良看来，与其扶持内蒙势力“归附”满洲国，那还不如直接成立新的傀儡政权，如此才可以真正确保帝国对苏或对华采取军事行动时的绝对优势。
甚至再进一步，将来要实现日本的“大亚细亚政策”，建立“环绕夏国外侧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吐蕃国的国家联盟，并迫使夏国不得不与日本结盟，也不可在内蒙一事上过于消极。
为了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松室孝良甚至直接不顾参谋部的反对，强行召开了此次多伦会议，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场双簧，好为将来埋下伏笔。
可在关东军参谋部看来，这位机关长过于深入的蒙古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极有可能危及到他们巩固满洲国的计划，此举明显违背了上级的意图，所以将他暂时丢到一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作为此事的亲历者，同时也是松室孝良托付的对象，松井太久郎能做的除了感动之外，大概就只有沉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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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松室孝良的论断，松井大佐再次提出了疑问，并期待对方的解答。
松井的全名为松井太久郎，福冈县农户家庭出身，同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算是松室孝良的学弟，这也是二人能够建立较好私交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日本于35年设立了北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担任机关长，而当他于36年12月离任后，松井太久郎恰好就是其接任者。
并且此人上任不到半年，便参与策划了七七事变，和松室孝良一样，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
不过至少就眼下来说，相比于身边这位有着丰富经历的学长，松井太久郎在前面的二十多年里，基本都在关东军和朝鲜军中担任参谋一职，直到最近才升为联队主官，无论是眼光还是经验，多少还有些不足。
所以松室孝良才会半开玩笑地说，松井君还有不少需要学习的地方。
当然了，既然是在关东军中任职，又又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松井太久郎肯定早就为将来的工作做了大量准备，以他如今的水平，算作半个夏国通也不过分，要不了几年，估计还能成长为如松室孝良一般的存在。
至于松井大佐所提的军械问题，则是之前说过的，去年由英法牵头提供贷款，日本供应武器弹药一事。
此事在最初协议达成时，果党那边多少还有些遮遮掩掩，毕竟去年年初时，他们才和日军在淞沪干了一场，结果转眼就得接收日本人的装备，脸上着实有些挂不住。
但常凯申也是没得办法，谁让他的嫡系师在湘赣鄂大战中败得太狠，好几个师被生生打崩，其中甚至还有部队直接打没了编制，主官都被共军给俘虏，这已经不能用元气大伤来形容了。
可农业国的部队，战斗力恢复向来是个大问题，而且没有赣南的钨矿，金陵政府也拿不出多少硬通货和物资，与德国这种新兴势力签订军购合同。
所以为了维持住自己的军事优势，更重要的是保住眼下政治地位，常凯申就必须来者不拒了。
恰好当时英国与日本也在此次战役中损失惨重，尤其是日本人，他们在长江的炮艇不是沉没就是报废，这口气怎么可能咽得下去。
于是在有心人刻意牵头之下，双方便很自然地凑到了一起，至于之后，哪怕常凯申稍稍恢复了些元气，可再想摆脱原来的路径依赖，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归根结底，这主要还是土共在南方开辟的大量根据地，严重削弱了金陵政府的财政收入。
毕竟后者就是吃买办这碗饭的，失去那么多的消费市场和原材料产地，他们这群中间商又哪来的差价可以赚。
进一步地说，果军对红色根据地持续不断的围剿，同时也是在以一种惊人速度给自己放血。
要知道，虽说现在还未到反攻的时候，南方红军的实力增幅也不如从前，并且目前已经基本转入了守势。
但对于果军来说，这看似占了不少便宜的局面，却反过来让他们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只是面对如此局面，无论是常凯申还是各帝国主义势力，都对此没有其他选择，必须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任何退路可言。
同时，也正是如此激烈对抗的局面，让一直对神州大地垂涎不已的日本，认为自己等到了绝佳的机会。
因此，对于松井太久郎这位学弟的疑惑，松室孝良直言不讳地说道：
“松井君，不用在乎个别人的看法，常凯申这人我可是相当清楚，此人与赤党可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可谓反赤的最佳人选。
为了打击夏国各实力派的精诚团结，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们，付出区区军械，实在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更何况还有英国人出钱，我们不过是拿钱办事罢了，无非少赚一笔。”
话说，松室孝良为何能有如此信心，还得源于他之前的经历，自从十余年前土共建立之后，日本就对这股红色浪潮极为关注，时刻警惕。
等到了北伐战争期间，日本人见识到果共合作的威力，心中的危机感就愈发强烈了，恰好也是那时，常凯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27年1月，就在决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常凯申为了争取日本的支持，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表示了善意。
其中便包括“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诸如此类的承诺。
随后，日本军部便派出了松室孝良等人面见常凯申，对此，后者甚至直接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土共不共戴天，愿意夏日提携，共同防共。”
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便不用多说了，作为亲历者，松室孝良将夏国内部的势力纠葛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也能极为快速地从中找出最佳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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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南方，就连向来基础薄弱的北方，他们的势力也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扩张着，如今更是跑到了关东军的眼皮子底下，难怪会引得松室和松井二人如此忌惮。
“算了，暂且不提此事，松井君，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我在这个位置上，恐怕待不了多久了。”意气风发了一阵后，松室孝良的脸色忽地落寞了起来。
刚才那是远景展望，但当思路转回近处时，对于这位承德特别任务机关长而言，“外患”还只是将来可能面临的麻烦，内部矛盾却是摆在眼前的难题。
今年4月，李守信占领察哈尔东部，然后在日本人的指导下，以此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自治区”。
从此，察哈尔的一隅便落入日本的统治，成为关东军“内蒙工作”的根据地，之后虽然也发生了抗日同盟军夺回多伦一事，但从全局来看，此事对于日本的战略并无太大影响。
只不过，在内蒙一事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日本人内部却有着不同的意见，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斗争，而松室孝良便是这一斗争的落败者。
“松室君，难道真如传言所说，参谋部要把你调到齐齐哈尔吗？”
作为关东军的老人，松井太久郎的消息渠道肯定不少，他当然清楚眼前在这位学长身上发生的事情。
但多伦会议的顺利召开，还是给他增加了一丝幻想，却没想到松室孝良却对此毫不乐观，松井大佐也只能面带忐忑地小声询问了。
对此，松室孝良面带遗憾地回道：“是啊，我一直认为参谋部对内蒙工作的方针实在太过消极，我在10月就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蒙古国的意见》，但他们却对此不理不睬。
如今的多伦会议，不过是我最后的努力罢，接下来无论是成是败，参谋部都必然会调我离开，我早已做好此番觉悟了。
松井君，以后关内的事务，还有我等建立大亚细亚的梦想，就得拜托你了！”
说完之后，松室孝良猛地鞠了一躬，反倒让松井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自九一八之后，关东军对于察哈尔一带的指导方针，就是在东境扶植亲日满势力，在建成对抗敌对势力的缓冲地带的同时，逐渐使其势力向西扩张。
而关东军这时之所以要采取这种保守的方针，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东北人民的抗日反满活动太过激烈，使其自顾不暇。
所以这时关东军的首要任务：一是尽快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二是保证与伪满相联的察哈尔地区的安定。
特别是在西部内蒙古建立亲日的自治自权问题上，参谋部一方面想促进建立排斥苏、夏势力的自治政权，另一方面又害怕自治政权建立后会导致东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兴起而脱离满洲国。
这也是德王在他的“自治”运动过程中，始终得不到日本官方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毕竟对于关东军来说，内蒙的“稳定”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巩固伪满洲国的西南边境。
但在松室孝良看来，与其扶持内蒙势力“归附”满洲国，那还不如直接成立新的傀儡政权，如此才可以真正确保帝国对苏或对华采取军事行动时的绝对优势。
甚至再进一步，将来要实现日本的“大亚细亚政策”，建立“环绕夏国外侧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吐蕃国的国家联盟，并迫使夏国不得不与日本结盟，也不可在内蒙一事上过于消极。
为了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松室孝良甚至直接不顾参谋部的反对，强行召开了此次多伦会议，同时还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场双簧，好为将来埋下伏笔。
可在关东军参谋部看来，这位机关长过于深入的蒙古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极有可能危及到他们巩固满洲国的计划，此举明显违背了上级的意图，所以将他暂时丢到一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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