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六、来迟邀得吴王迎_重生之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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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六、来迟邀得吴王迎

  孙元起说道:“请唐总理放心,我们新中国党一定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尽所能维护袁大总统、内阁和《临时约法》的权威,力争把各种纠纷约束在内阁、议会之中,避免诉诸武力,确保民国能够和平稳定地向前发展!”

  唐绍仪点点头:“新中国党诸位同仁能够如此大公无私、公忠体国,实在是内阁之幸,也是国家、民族之幸。唐某在此先行谢过各位!”说罢起身朝孙元起等人深鞠一躬。

  孙元起、张謇等赶紧抢上前扶住唐绍仪:“唐总理太客气了!”

  重新坐定后唐绍仪才接着说道:“自就任总理以来,唐某一直私心惴惴,唯恐有所殒越。尤其当同盟会两位总长迟迟不愿北上时,更是忧心如焚,生怕民国首届责任内阁就此胎死腹中。尽管现在宋总长、王总长已经北上,但南北隔阂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泯灭的,甚至随时会因为某些问题而加大。如今有新中国党三位总长的鼎力支持,唐某终于可以稍稍安心了!”

  孙元起道:“唐总理这是关心则乱!其实民国肇始,无论袁大总统还是中山先生都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通过普及教育、兴办实业、编练新军、铺设铁路等方式早日实现富强。在这个大方向上,两人的理念并无二致。要说南北之间有什么隔阂,只不过是在如何实现、由谁主导等问题上有所分歧,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对话、和谈来解决。我等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激化矛盾、构建交流平台、创造和谈氛围。”

  如孙元起所言,袁世凯和孙中山一样,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也都强烈渴望中华早日实现富强。虽然袁世凯在政治上走错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为国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诋毁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在传统教科书中,袁世凯通常会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而被斥为卖国贼。其实,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势下。袁世凯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胡适就认为《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

  相比之下,同样是“卖国”,孙中山不仅敢卖,还敢贱卖。敢于把猪肉卖出白菜价!对他来说。反正革命不成功,那些东西跟自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至于成功了?成功之后再说成功的话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满铁株式会社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订立的所谓《中日盟约》,卖国程度与《二十一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袁世凯、孙中山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但他们在振兴国家这一点上是趋同的。只是由于知识背景、仕途履历、国际视野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再夹杂着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才导致最后他们兵戎相见不死不休的局面。

  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真正能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圣人。而且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在波谲云诡的政坛通常很难手掌重权。而把个人利益、派系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难成大器。正常情况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个人利益、派系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之间寻找平衡点,关键在于哪一边占多数。即便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在挪用经费修建颐和园的时候也未尝完全忽略过国家利益。

  比较袁世凯、孙中山两人的生平行径就会发现,袁世凯是传统的中国士人,出生于官宦家庭,曾镇守属国朝鲜。生于斯长于斯,而且青年以后一直身居统治高层,相对来说,他更富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在利益冲突的时候往往更注重国家利益。也更小心谨慎。

  而孙中山受两广风气影响,青少年时期就景仰洪杨造反事业,后来在海外浪迹数十年,经常受到来自国内(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胁。加上穷困潦倒、漂泊无定、受人冷遇,内心里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时候甚至会压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数时间处于社会底层。对于包括领土、矿产等在内的国家利益没有多少直观感受,所以在利益冲突的时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无忌惮。

  从当今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下穿越过去的青年,在充分了解二十世纪初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情况下,十有**都会倾向于袁世凯,而不是“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孙元起便是如此。

  几个人又说了会儿闲话,国务院秘书许宝蘅进来禀告道:“总理大人、三位总长,大总统和陆、赵、熊、段、刘诸位总长已经快到门口了,您看是不是要出去迎接一下?”

  众人连忙站起身,唐绍仪有些惊异地问道:“什么,大总统过来了?”按照道理,国务院是内阁总理的地盘,尤其是责任内阁,大总统应该不能随便插足。就好比现在国务院召开会议,谁见过国家主席出席参会?尽管在此之前唐绍仪曾客套地邀请过袁世凯,但没想到他居然会应允。

  唐绍仪转念一想:今天下午不仅要召开首次国务会议,在此之前还要宣布国务院成立,大总统出席成立仪式也无可厚非。不待许宝蘅回话,便又自问自答道:“唐某前数日曾邀请大总统出席仪式,本来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大总统竟然能够俯允,足见大总统对内阁的信任与厚爱!三位总长,我们一起出去迎接大总统如何?”

  孙元起等赶紧答道:“礼应如此!”

  四人刚到门口不久,就看见几辆马车在重兵拱卫之下逶迤来到近前。唐绍仪快走几步,抢上前打开车门,恭敬地从里面扶出身着大总统盛装的袁世凯:“欢迎大总统莅临国务院!”

  袁世凯笑眯眯地说道:“什么叫‘莅临’?恁客套!老夫就是过来随便看看,凑个热闹。少川,你该不会怪老夫多事吧?”

  唐绍仪连忙答道:“大总统说笑了!您能来大驾光临指导工作,那是国务院的荣幸,我等欢迎还来不及呢,哪有二话!”

  袁世凯逮眼看见唐绍仪身后的张謇、汤寿潜和孙元起,笑着招呼道:“季直、蛰先、百熙。三位别来无恙?天寒地冻,让你们在外面等候,实在是袁某之过。还请三位恕罪!”

  张謇随意拱了拱手,便戏谑道:“大总统好久不见!遥想三十年前,鄙人与大总统同在筱公(指淮军将领吴长庆。字筱轩)营中时。见面每每尊称‘夫子大人’;后来大总统擢升至北洋大臣后,再有书信往来便改称‘仁兄’;如今大总统执掌八方统御九州,与鄙人相见就称呼一声‘季直’了。可见大总统官位愈高,鄙人称谓愈小。所幸大总统一职已经升无可升。否则鄙人就该沦落为子侄辈喽!”

  张謇提及的三十年前往事,其实是发生在光绪七年(1881年),那时候张謇还不是状元郎,甚至连举人都不是――自同治八年(1869年)十六岁的张謇考上秀才之后,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考中,只好在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下担任文书,聊以度日。而袁世凯当时也不是什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只不过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二世祖,混到二十岁也没什么长进,先后于1876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没能得中,只好纠集家里的仆从数十人前往登州投靠养父袁保庆的至交吴长庆。

  吴长庆对于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很不以为然,除了留下袁世凯在营中读书外,其他人全部给钱遣散回家。话说吴长庆对子侄辈的袁世凯确实不错。不仅每个月给饷银,还请名师给他上课。其中教八股文的老师就是张謇。

  尽管张謇和袁世凯相见之时两人都是秀才,但江苏的秀才和河南的秀才、穷人家考上的秀才和二世祖混来的秀才却有天壤之别。――我们现在去看袁世凯的诗歌、对联,除了有太祖诗词的霸悍之气外,简直一无是处。和洪天王的歪诗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让这种人考中举人,那才是没天理!――张謇奉命教袁世凯写八股文,可袁世凯连篇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来,令张謇教无可教、改无可改。

  碰到这种有家世、没脑子的学生。普通老师算是倒了一辈子血霉。但袁世凯毕竟不是一般人!某天深夜,张謇与袁世凯促膝长谈。当论及未来各自打算时,袁世凯指点江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张謇听罢颇为动容,这才刮目相看,并郑重地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世凯这才在吴长庆眼中由故人之子变为可造之材,并逐渐飞黄腾达。正因为如此,在吴长庆营中的那段时间,袁世凯一直对张謇执弟子礼,尊为“夫子大人”。

  袁世凯闻言颇为尴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百熙,你们今天来得很早啊?”

  孙元起道:“京城人烟辐辏摩肩擦踵,本来以为会堵车,便和啬翁、蛰翁二位总长提前一个小时出门,没想到路上极为通畅,没多久便从前门外赶到了这里。不过也不算太早,正好刚上迎接大总统。”

  袁世凯没有追究“堵车”的真实蕴意,转头望了望门侧的轿车:“你们坐的是这轿车吧?百熙你送我那辆,老夫坐过几回,确实算得上是风驰电掣!可惜老夫平时难得外出,偶尔外出身边警卫也不敢让老夫乘坐这种机器,怕不安全。如此一来只能放在院子里当做摆设,偶尔由克文、克定那几个不成器的东西开出去玩玩,算是大材小用啦!”

  孙元起笑道:“轿车除了做代步工具使用外,本来就是供人玩乐的。既然令公子喜欢开出去,那就是适得其所,怎么能叫大材小用呢?”

  等唐绍仪与袁世凯带来的五位总长寒暄过来,过来请示道:“大总统,我们进去吧!”

  袁世凯左顾右盼:“诸位内阁成员都到齐了?”

  唐绍仪有些踌躇:“只剩下王亮畴、宋遁初二位总长还没过来。不过现在还有十分钟开会,他们应该就快到了,我们进去等吧!”

  袁世凯神色不动:“既然他们马上就到,那老夫就陪着少川和诸位在这里等他们一会儿吧,省得待会儿还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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