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八、风起于青萍之末_重生之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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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八、风起于青萍之末

  总也过了十多分钟,那群学生才渐次安静下来。又过了良久,终于推选出两个代表,过来与孙元起面谈。

  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依礼拜见:“学生王世杰、徐谟拜见孙大人!”

  这就是清末的规矩。学生闹腾得再欢、再不成体统,见到师长还是会规规矩矩行礼。不像后世闹革命,老师要被游街、批斗、戴高帽、剃阴阳头。华夏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孙元起和声问道:“这里是学校,不是官衙,我在这里就是个教匠,你们不必叫我‘大人’,称‘孙先生’便好。你们是到院子里坐下来慢慢说?还是站在这儿说?”

  “不敢劳烦先生,我们就在这里站着说!”王世杰连忙答道。

  孙元起点点头:“也好。只是我身上有伤,就不陪你们一起站着了。”

  王世杰、徐谟连忙说道:“是我等打扰先生养病,还乞海涵。”

  “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请愿?请愿的内容又是什么?”孙元起问道。

  两人对望了一眼,由王世杰陈述道:“如今君主立宪,乃是世界潮流,不可阻遏。但我大清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以来,一直百计迁延,虽经四次大规模请愿,依旧怙恶不悛,使得全国士农工商不胜失望。然而大清近三百年恩泽未衰,国民尽管失望。却只有输诚再请,至于三、至于四。

  “顾亭林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院的对联也说。‘风声雨声读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等读学子不敢忘记前贤教诲,在温世霖先生带领下,成立‘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前往直隶总督衙门游行请愿。并决定以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希望各界再次组团进京请愿。

  “谁知直隶总督陈庸庵闻讯大怒。不仅派军警前往镇压,还勒令解散同志会。为了杀一儆百,又下令秘密逮捕温世霖先生,并以扰乱地方罪遣戍新疆。津门学子获悉后。无不愤懑欲死,欲再次请愿。但陈庸庵部堂闭门不纳,而且朝廷有旨,‘倘有罢课请开过会者,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之人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我等悲愤可以想知!

  “近闻先生出任学部尚,津门学子不胜欢忭。我等自小便读先生编写的课本,直到现在。素来景仰先生风范,知道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道德文章举世无双,熟知各国政体。见识迥出时人之上。所以昧死前来请愿!”

  孙元起笑道:“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再夸我该羞愧而死了。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知道?说,你们请愿内容是什么?”

  心里却暗道:这陈夔龙真不省心,在湖北时就给我添堵,如今到了直隶,依然让我给他擦屁股!

  徐谟道:“我们有三个请求。第一条,恳请朝廷无罪开释温世霖先生!”

  “温世霖是学堂老师?”孙元起问道。

  “不是。”

  “那,温世霖是在校学生?”孙元起又问。

  “也不是。”

  孙元起有些生气:“温世霖既不是老师又不是学生,干嘛找我请愿?我是学部尚,不是法部尚!如果你们觉得他有冤屈,尽可以去找法部、都察院,与学部何干?好,继续说第二条。”

  徐谟被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才说道:“第二条,恳请朝廷速开国会!”

  孙元起肃声道:“请这位徐同学记住,学部是分管全国教育的机构。速开国会与教育有一毛钱关系?如果接下来都是这种越俎代庖、问裁缝买菜刀的要求,你可以直接转身回去了!”

  徐谟有些抓狂:“第三条,恳请朝廷尽早颁布宪法。朝廷圣旨命你纂拟宪法,你该不会认为这个也与你无关?”

  孙元起反问道:“你们知道纂拟宪法大臣都是谁么?”

  此时王世杰插话道:“知道,是度支部尚泽贝子(载泽)、农工商部尚伦贝子(溥伦)以及先生您。”

  “既然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从前有个屠夫,每天都要杀好多猪。周围的人都劝他:‘你每天杀猪是不对的,应该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态,亲切地对猪说:‘我杀了一辈子猪,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你们虽然是猪,也应该有猪主、有猪权。现在我尊重你的意见和选择,你想怎么个死法?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嘛!’猪犹豫片刻,答道:‘其实,我并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说跑题了?’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学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还不走?”孙元起说完,王世杰真的转身走了。

  孙元起又问徐谟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谟直着嗓子嚷道。

  孙元起大怒:“连这个都不明白,还来请愿?来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孙元起在众人簇拥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赶紧扶起被摔了一个大马趴的徐谟:“叔谟,我们也回去!”

  徐谟还有些恼火,一膀子甩开王世杰:“他孙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条要求,一个都没答应,就给我俩讲个故事,这样就想把我们糊弄走?”

  王世杰道:“孙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前两个要求是不归他管,后一个要求则是他想管,人家不让他管。”

  “对了,雪艇,他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谟问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换成‘宪法’,把‘屠夫’当成摄政王或者泽贝子、伦贝子,把‘猪’当成孙先生,就该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摇摇头,“其实,把‘屠夫’当成满清政府,把‘猪’当成全国四万万国民,也未尝不可。”

  听王世杰这么一剖析,徐谟总是明白过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因为孙元起这只蝴蝶,再加上迫击炮的作用,起义足足支撑了二十多天,最后在两广、福建清军围剿下,残部才退回香港。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最开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终结果却惊天动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写的,题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在折子里,石长信把铁路分为“干路”与“枝路”两种类型,主张贯通全国的主要线路(即“干路”)应该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而其余的普通线路(即“枝路”),则可以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

  看上去很合理,对不?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白两点:第一,清末铁路状况;第二,清末财政状况。

  先说第一点,铁路是舶来品,按照产权可以分为“洋办”、“官办”、“商办”三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况,不再允许外国插手铁路修建,改由自己动手――这也是詹天佑能够出头的原因之一。――但接连不断的赔款,让政府有心无力,只好委托给有实力的商人来集资办理。

  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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